历经迫害 正信不改 河北教师控告江泽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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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圆明网】今年五十岁的孙涛女士在一座小有名气的中等专业学校——河北城乡建设学校当教师。十几年来,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做正直善良的人,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,被非法关押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、洗脑班,期间被酷刑、奴工等迫害,致使因修炼法轮大法已痊愈的遗传性的肝病在迫害中复发。如今,坚持正信的孙涛女士通过大法修炼又恢复了健康,回到了教学岗位。

孙涛

二零一五年五月,中国最高法院宣布“有案必立,有诉必理”后,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,孙涛女士邮寄了《刑事控告书》,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。

孙涛女士在控告书中说:“法轮功以教人向善、道德回升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造福社会。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之心及炼功人数众多的恐惧,于一九九九年七月滥用手中的权力,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发起了对信仰真、善、忍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,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六年的浩劫之中……今天我拿起法律的武器起诉江泽民,也会让历尽苦难、含冤离世的亲人含笑于九泉!”

下面是孙涛女士在《刑事控告书》中的部份陈述:

上访说真话 遭非法关押、勒索、停课、洗脑

一九九九年十月在被江泽民诬陷法轮功的当天,我毅然踏上了进京的旅途。大法使我受益无穷,给了我健康的身体,给我净化了心灵,我必须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。

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前,我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,工作人员一听我是炼法轮功的,就把我交给了在信访局门前蹲坑的石家庄市警察。当晚我被带回石家庄市新华分局,在那里我家属被勒索五千元,不给开收据,在我们坚持要求下,打了一张白条。

第二天去上班,我被告知停止上课,然后我们几个炼法轮功的老师被学校领导带到半坡度假村,在那里关闭七天,强迫我们放弃信仰。期间,孩子、孩子的父亲、爷爷、奶奶惊恐万状、提心吊胆,仿佛“文革”再现。孩子爷爷一夜之间得了火爆眼,孩子的奶奶吓得六神无主,在家里走来走去,精神恍惚,整夜的睡不着觉。单位领导方永山书记一夜之间嘴里长满了血泡(不久该人承受不了压力,调往其他单位)。

江泽民导致的这场灾难,使得许多无辜的家庭,遭受不应该承受的苦难,每个家庭都有着痛彻心扉的经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由于我拒绝放弃修炼,被停止教课。我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接受“反思”,不让上课,没有具体工作,只有基本工资,没有其它薪金,被称为“只吃饭、不干活”。每周没完没了的揭批、表态,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由于我们不“转化”,被单位关在自制的铁笼子里非法关押二十天,同事们都说:这是私设监狱(就是把办公室半个走廊用铁栅栏关死),不准随便上厕所,禁止自由出入,禁止一切活动,一日三餐家人来送,形同监狱。

二零零一年元旦,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再次升级,很多人被抓、被打、被酷刑折磨,甚至打死。为了制止迫害,我和单位几名同事再次进京上访。可是,信访局成了公安局,无处说话、上访无门,我只有到天安门打横幅,告诉人们“法轮大法好”。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,在房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天,被带回石家庄后,我被管辖区派出所(裕东派出所)副所长郭义龙送进劳教所,被非法劳教三年。郭义龙说:让你尝尝劳教的滋味儿。由于身体检查不合格,被劳教所拒收,家属去接人的时候,被勒索三千元,钱交给了指导员杜亚明。

二零零一年,我单位其他几名炼功的同事,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,有三位教师在劳教所被非法劳教,一位教师流离失所。其中一位在被非法劳教回来后,精神出现分裂,至今神志不正常。我被单位停发工资,每月只有三百元的生活费,停止教师待遇。

至于工作,是和几个六、七十岁年迈的临时工老大爷种花、种草、种树、浇水、打扫校园卫生。春天春寒料峭,栽一种长满刺儿刺儿小灌木把手扎得稀烂,布满血口子,两只手磨得龟裂粗糙;夏天,烈日底下,脸被晒得黑黑的,炼功之后消失的蝴蝶斑又重新长起。

身体上的痛苦不算啥,最苦的是心灵的创伤。同事们被授意孤立我们,远离我们,让我们备受歧视。在上级部门宣布我单位由于出现炼法轮功的职工,被取消每人增长一级工资的机会时,有的同事被谎言欺骗,感觉咒骂法轮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当局使用一切宣传工具,一遍一遍地重复荒唐、没有道德的谎言,心地善良而头脑简单的人们相信,这是真的,这一切都是法轮功的错。官方散布的这种说法,是在试图一举消灭法轮功失败以后,又转身嫁祸于法轮功信众。真是一箭双雕的流氓行径。

非法关押洗脑班

二零零一年底,在我得知单位要把我送进洗脑班时,我被迫离家出走,在外流离失所一年之久。期间无依无靠,没有生活来源,每天想念家人、孩子、想念老人。原本美好的一个家庭,应该因为我修炼大法,身体健康做好人更加幸福才对,可是,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,却因为被控告人江泽民愚蠢的犯罪行为而充满了悲苦。

年迈的公婆担惊受怕,饱受精神摧残;孩子想我时就在被窝里偷偷哭,在放学路上没人看见时偷偷抹泪。原本天真活泼的年龄却变得沉默寡言,谁知长大后会不会留下心灵的阴影,而这些阴影或许伴随他的一生。父母和小孩,都是这场迫害的无辜受难者,他们的不幸,成为法轮功学员入骨化髓的痛楚。

在这一年里,孩子的父亲承受不了精神压力,到我单位找到领导,请单位开出证明,要求单方面离婚。在我本人不在的情况下,单位居然给开出了证明,我的丈夫也居然找到法院提出离婚,裕华区法院居然判决丈夫离婚胜诉。而当时的婚姻法规定:分居两年以上的,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,而我当时离家出走只有一年!

绑架、非法劳教

二零零八年,北京举办奥运会,本该是体现一个大国风范的好时机,可是在这一年欢天喜地、歌舞升平里,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,被中共违反宪法地投入劳教所。

我所在辖区派出所——东环派出所民警,在我单位密谋三天后的晚上,突然进我家门非法搜查,抢走大法书若干本,笔记本电脑两台,打印机一台,我的女儿当时就在家里,睁大惊恐的眼睛见证这一切,然后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被戴上手铐押进警车……

在劳教所里,我被两个黑社会女流氓刘娟、朱丽英轮番殴打,致使头部、身上多处受伤。当时一名女狱警就在身边,她像没看见一样,站起来就走了。后来我在楼道里遇到她,质问她为什么不履行职责、纵容打人者时,她笑着说:“谁看见啦?”这时,对面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女孩,推门站在楼道里大声说:“我作证!我看见啦!”我这次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,在劳教所被关押半年。

绑架、非法判刑、冤狱

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,我打开车门,刚要启动汽车,被裕华分局赵长庆、韩增禄、东环派出所赵立敏等十几个警察绑架。韩增禄索要我家门钥匙,被我拒绝,他上来就搧了我一个耳光,然后抢走我的书包,翻出钥匙,领着一帮人等抄了我的家。

他们抢走两台电脑、两台打印机、大法书若干、人民币三千多,还在抄家的同时偷走了我的五条项链(价值近一万元),扣押了我的高尔夫轿车。当天我被关在东环派出所。

在那里,我被非法关押六天,被抽血化验、作DNA样本,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,达一年半之久。

当时我的孩子正在准备高考,离考试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,孩子当晚放学回家,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抄家现场,这一幕,永远留在了孩子记忆的脑海里……

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一个星期,我的家人老母亲、妹妹、弟媳一同赶过来,在第一时间为我聘请了律师。保定的王永祥律师连续跑过来八次,可是裕华分局警察就是阻挡不让介入,还威胁王律师。后来王律师连同北京的程海律师,把裕华分局告到了检察院,才拿到我的卷宗。

在看守所里,我被强制长时间劳动,制作一种很小的绢花。人们坐在小小的塑料圆凳上,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四~十六小时,臀部都是黑黑的,一层一层的脱皮,有的落下了腰间盘突出,有的颈椎出了毛病,有的手关节突出,出现了炎症,有的累得发烧还要自己花高价输液吃药,带病继续拼命干活。完不成任务会有各种惩治办法——上铁架子、不让睡觉、面壁罚坐、禁止买日用品、被人格侮辱、被戴手铐劳动等等,每天的伙食就是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加馒头。

在这里为了完成劳动任务,成了人们活着的唯一目的,没有亲情、没有关爱、没有尊严,有的只是互相伤害和狱警冰冷的脸,黑暗的如同人间地狱。

有个名叫陆小凯的人,完不成任务被逼的割腕自杀,看守所警察还诬陷她说是因为自己的案件畏罪自杀。被送往医院抢救回来后,还要罚她上铁架子,说她违反了看守所禁止自杀的规定。

我由于完不成任务、拒绝劳动,被罚长时间面壁打坐。长时间、高强度的劳动,使得我炼功恢复了健康的身体出现病症,原来修炼前患的肝炎旧病复发,检查显示很厉害,具有传染性,可是看守所就是不放人。

在程海律师第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,我和他签订了协议,委托程海律师向北京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提起诉讼,状告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对在押人员实行强制性奴役劳动、克扣在押人员伙食费,要求高检、高院立案侦查。程海律师一身正气,先后去了高院、高检、公安部、中纪委等处进行申诉。十几个调查组多次前来检查,使得看守所上下惊慌失措,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改善条件。自此,持续十几年的恶劣环境有所改善,伙食标准有所提高,第二看所有知道此消息的在押人员无不称赞大法弟子、律师不畏强权的善行。

二零一二年底,裕华区法院对我非法开庭审理,在法庭上公诉人曹建荣信口雌黄,栽赃诬陷,拿出裕华分局私自制作的自称是我前夫签字的假证据(我前夫否认这个证据,证明不是他签字的那张抄家清单,我一眼就看出是假的,因为它不是我前夫的笔迹)。

裕华区法院以这个假证据为依据,以违反《刑法》第三百条为由,诬判我一年零六个月。我不服,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。法轮功教人向善做个好人,江泽民利用共产邪党破坏中国《宪法》、《刑法》、《刑诉法》等法律的实施,剥夺公民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等,绑架、关押无辜善良民众,才是真正的犯下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。

二零一三年八月,我走出冤狱后,一直在向所在单位申请恢复工作,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常上班。

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,北京“两会”期间,我在家照顾瘫痪多年的原来的婆婆(我离婚多年,但公公、婆婆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),东环派出所民警李润来领着其他四人到我家骚扰。瘫痪在床的婆婆,以为他们又来抄家抓人,吓得第二天高烧不止、病情恶化, 一个月后,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,撒手人寰——饱受精神摧残的老人死不瞑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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